黄金渔场20120711在哪才能观看?向著名独立摄影师卢广致敬

独立风景DLFJPROJECT 2019-06-25 10:13:05

卢广,中国自由摄影记者,1961年生于浙江金华。1987年,其在永康开设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照相馆,并工作了六年之久。于1993年奔赴北京进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进修摄影,直到1996年初。1994年,卢广奔赴西部地区反映当地淘金浪潮,完成《西部大淘金》创作,正式开始了影像创作。其作品坚持大型纪实题材,展现了社会、环境及经济问题,曝光了中国社会边缘人物:煤矿工人,吸毒者,艾滋病患等。其关于环境破坏与污染的叙事,触碰了中国政府相对敏感的题材 。

他曾获得3项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又称荷赛)大奖、Henri Nannen新闻摄影奖、2009年W. Eugene Smith Grant、国家地理与2013年度克劳斯亲王奖。

他作为第一位受到美国政府邀请的中国摄影师,在纽约以访问学者身份居住,并获得美国绿卡。其于2018年11月,在中国新疆失联。—已屏蔽复制链接分享


其妻徐小莉于2018年12月11日在Twitter发布:近日家属接到喀什警方电话通知,确认 #卢广 正式被喀什地区公安局逮捕。现家属已委托律师与办案机关接洽,提出会见卢广未获准许,亦未拿到任何正式的书面手续。目前警方没有给出更多信息。关于也被国保带走的邀请卢广的朋友,我目前没有他的进一步消息。感谢大家关注!



卢 广 作 品 


西部淘金者

1994年7月4日,敏感执着的自由摄影师卢广决定用镜头去揭示形形色色的藏地淘金客们的淘金梦。卢广和朋友从北京出发来到西宁,当天他身上所有的证件就被偷走了。青海的朋友劝他别去拍淘金,并警告说:“只要里面有一两个坏人你们就走不出来了。”同伴怕了,走了,卢广却没动摇,他找到一位正要去西藏那曲地区尼玛县文部金矿的金老板带他上路了。

原以为金矿可能是最危险的地方,没料到路上也险象环生。从西宁出发到金矿一共走了8天8夜,几度死里逃生。路上,一辆辆满载淘金设备和淘金客的大卡车向藏北行驶。金老板们为了省钱,都是人货同车,有的老板让100余人同挤在一辆卡车上,常常险象环生。淘金者一般吃、睡都在车上,白天曝烤着酷热的太阳,晚上伴着零下的温度,恶劣的环境下疾病很容易产生和传播,再加上海拔越来越高,高原反应强烈,淘金者们连基本的药品、医疗条件都没有,到了唐古拉山口,有些身体较弱或本身就有病的金农开始发病。卢广看到,在一辆拥挤的卡车上,一个金农死了都没人知道,同伴叫他起来吃饭,才发现人已经硬梆梆了。金老板只好雇一辆车,将死者的尸体运回家乡,给同行的死者亲属一些钱就不了了之。

在唐古拉山口遇到一个工商检查站,金老板因为不想交人头费被拦了下来。站长帮卢广拦了一辆运送蔬菜的小货车,让他搭车去金矿。开车的司机是一位20来岁的当地人,车内还跟着一位50多岁的菜老板。到后半夜,年轻人困了,死活不肯开,菜老板就逼他非开不可,说是外面正下雪,车一停下来就别想走了,结果司机几次都差点把车开到山沟里去。第二天,在进入无人区之前,3人在路边的店里吃了顿午饭,结果大家都开始闹肚子,且疼得厉害,天还下起了雨。就这样一路开开停停,后来水箱又开锅了。没办法,卢广花50元钱又另搭上一辆送西瓜的车。

好不容易来到了西藏那曲地区尼玛县海拔4700米的文部金矿,卢广赶紧找到金老板说的金霸头,又到医务室打吊针。伙夫看到卢广的脸色很难看,让他花钱买了只羔羊补补身体。来到金矿的第3天,金霸头让人带卢广到矿上去,给他3天时间可以自由活动。卢广与淘金人一起吃馒头喝柴油机里的冷水,所见所闻刻骨铭心。

尼玛县文部金矿在一个长5公里、宽1.5公里的隐蔽山沟里,这里云集了一万多名来自青海、甘肃、宁夏、山东、湖南等地的金农,其中还有10%左右的童工。矿场海拔高达5000米左右,周围是一片人烟稀少的草原,三三两两放羊的牧民和羊群犹如万里晴空上漂浮的几朵白云,与熙熙攘攘的淘金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草原本应是牧民和牛羊的生息之地,但自从来了一群群淘金客,巨大的矿坑犹如绿色草原上皮开肉绽的伤口。卢广说:“拍摄过程中,有很多藏民向我反映,金矿开采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水源改道迫使他们从别的地方引水喝。草原破坏后,他们没有地方放羊。对此,牧民们进行过抗议,但没有什么效果。从那以后,牧民们只好忍气吞声,眼睁睁看着自己周边的环境被一点点地破坏。”

而另一方面,淘金客们每天都要劳作14个小时以上。长时间的繁重劳动,又缺少必要的营养和医疗设施,再加上高原气候变化无常,高山反应强烈,缺氧、感冒引起肺气肿等疾病时有发生,生病、死亡的阴影每时每刻都笼罩着他们。卢广用照相机一一拍下这些淘金客的艰难生活,第3天晚上被迫搭车回西宁。

2002年、2003年、2005年,卢广又三次重返藏西北阿里地区和藏北那曲地区的众多金矿,他分别从淘金客的艰苦生活、死亡率以及环境破坏、牧民生活变化等角度进行拍摄。虽然从图片上很难看出金矿资源被破坏的程度,但完全可以看出滥采金矿对环境破坏的严重性。

卢广说:“淘金大军从原始的手工操作发展到运用最现代化的淘金设备—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装载量几十吨的大卡车……西藏淘金的狂热一年高过一年。由于青海省全面停止采金,来自青海、山东、湖南等十几个省市的金农们都涌向西藏。西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采金场面。”

申扎、尼玛、改则、革吉的金矿大都在海拔5000米左右,每年的四五月份,金农经过半个月的旅途颠簸,加上高原反应强烈、营养不良及各种恶劣的环境影响,身体迅速衰弱,金老板为了赚钱,金农得不到应有的休息就得投入紧张的体力劳动。每年金农的死亡率在这个时候是最高的。2002年5月,在尼玛县移龙金矿就连续有两名金农死亡,工友们只好用废轮胎、柴油火化死者。

很多金矿全面采用机械化开采后,因机械作业引发的伤亡事故也层出不断。开着汽车、装载机、挖掘机等机械设备的操作人员,大多数都没有经过正规的上岗培训,更没有驾驶执照,上班时间又在12小时以上,疲劳驾驶成了很多金矿严重事故的隐患。据一位在矿区开店的马老板说,仅在同一年的5月份,大查、移龙、马儿峡金矿死亡人数就达到十多人。

在卢广的影像里,一个面无表情、衣衫褴褛的少年伫立于旷野,身边巨大的推土机轰鸣着从他年轻的心中碾过。我们不曾想到,这位只有16岁的孩子从遥远的青海老家来到这片荒漠,只为淘金,只为在这小金矿以繁重的劳动换取微薄的收入。这花一般的年龄本该是生命成长的灿烂季节,而他却在本不应该属于他的劳作中挥霍着年轻的生命。这摄人心魄的画面是卢广2002年5月在那曲地区尼玛县大查金矿拍到的。这已是他第二次来这里。

卢广说:“尼玛县大查金矿是一个大型金矿,8年前这里就人山人海,你推我拉全是人工开采。每天每人一般只能采到1~2克砂金。当时金矿规模比较小,方圆约5公里的范围。现在开采的金矿达方圆15公里,全部实行机械化开采,一个大洗槽每天都能洗出0.5~1千克金灿灿的砂金,比8年前采金的速度快多了。”

2002年,大查金矿有20多家规模较大的采金队。据说前一年是大查金矿采金人员最多的一年,2002年只留下1/3的采金队,其他的采金队都迁往阿里地区去了,原因是这个矿源已经衰竭,而且采金证卖得太高,所以很多采金队离开了这里。

来自青海湟中县的王老板爆料说:“当时在西藏,只要有能力搞到采金证,就有钱赚。当地很多有门路的单位都办了采金证,他们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设备,根本没有条件开采金矿。但凭一个采金证,就可以到金矿进行倒卖开采。这些单位在金矿上搭个帐篷住上3~5个工作人员,只要有采金队找上门来,他们首先和采金队签下协议,使他们‘归属’于该单位,再上交‘采金费’50~100万元不等,就划出一块方圆几十米或几百米的矿床,让采金队开采。有些采金老板把大片的矿区买了下来,自己采不了多少,就把一些难度大、含金量少的地段层层转让给他人开采,他们以机器设备多少收取场地费用,一台挖掘机一个月交15万元,一台装载机一个月交5万元,一台推土机一个月交1万元,先交钱再挖金,如果挖到很多金子,让大老板知道,下个月就把你赶走不让挖了。在这里为了争夺砂金打架斗殴是经常的事。有采金证的单位什么事都不管,只管收钱。他们一本采金证可以卖给几十个采金队。有的单位收完钱扔下帐篷就回拉萨去了,等第二年再来收钱。很多单位因此获利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他们再从获利的钱中,把20%的份额给当地政府。把私人采金队转化成‘国有’采金队,这样的采金队在金矿采金就是所谓的合法。”

2003年的西藏,从山南到那曲,从普兰到阿里,到处涌动着狂热的淘金人群。卢广在那曲申扎的一个金矿里遇到了来自湖南隆回县六都寨的淘金客刘丰,他在这里花了两个月时间赚了四五十万,初战告捷对一个24岁的年轻人来说,意味着更多的钞票、女人和无所顾忌的开销。“比起老乡刘平建来说,我只算小儿科而已。”刘丰眺望着远处余晖里缓缓流淌的小河,吐了一口烟圈。“他的金矿里淘出来的砂金品位高、颗粒大,经过冲刷淘洗后,毛毡上黄灿灿的,像晒满了稻谷。”亲眼目睹过刘平建位于山南淘金现场的刘丰,不禁露出神往之色,“那里一天能出几十斤金子,多的时候有100多斤,最多的一天据说有400斤!”刘平建在西藏赚了多少钱,谁也说不清。但自2005年开始,由于环境政策和民族问题,西藏所有的私营矿山都被迫停业,刘平建的矿山也停了下来。他的妹夫,同样在山南淘金的刘卿堂,因不放心矿山状况,患上感冒后执意要离开拉萨上山,途中脑血管突然爆裂而死,留下了上亿的资产和一子一女。

事实上,刘平建从1999年掘金西藏,引领湖南隆回县六都寨淘金客呼啸直上高原开始,至今已有几千名六都寨老乡遍布西藏的各大小金矿,大都是十几岁便开始跟随父兄淘金,以此传承这份很可能带来财富和荣耀的“手艺”。

申扎县崩纳藏布金矿离县城有80~100公里,这一带草原肥沃,牛羊成群,藏羚羊、藏驴等野生动物成群结队。在这片肥沃的草原上,2002年4月份开来了大批的推土机、采金船,在东西长15公里的草原上肆虐,牛羊被赶走,绿色的草原变成一堆堆的黄沙堆。祖祖辈辈在这里放牧的藏民们愤怒了!乡、县政府领导震惊了!他们马上组织工作组阻止采金队继续采掘,并上报自治区政府。

6月初,卢广随着运柴油的车到达申扎县崩纳藏布金矿,看到120多条采金船静悄悄地躺在草原湿地上,矿区三三两两的金农在帐篷边游荡,一些牛羊还在没有被推土机推掉的草地上争着吃草。如果没有县政府及时制止采金活动,很可能牛羊们连这点草都吃不上了。卢广在采金队总部找到了负责人谢某,他很无奈地说出了苦衷:“2002年3~4月间,我们和西藏自治区某矿业开发公司签署了协议,在崩纳藏布金矿东西长约15公里的地段上开采砂金,三年时间上交给矿业公司370万元,别无其他条件。我们组织人和物从南方来到西藏,共投入资金1000多万元,并带来了400多名金农,现在停工两个月了,每天只吃饭不干活,这样下去我们将没有活路了!”看着情绪低落的金老板和金农们,卢广深知一旦不能再开采,金农的工资没了着落,金老板们自称的1000多万资金投入也将打水漂。

为有效保护矿产资源和藏北脆弱的生态环境,申扎县委、县政府对关闭崩纳藏布金矿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并下发了《西藏自治区申扎县人民政府公告》。公告中作出了对崩纳藏布金矿实行封闭复采、复垦,于2005年11月1日关闭的决定。另外,公告中还明确指出:矿区负责人务必于2005年11月10日前将所有采金设备撤走,否则视为废弃,县政府有权处置。在藏北地区,地方政府有效抵制拿着(层层承包)采金证的采金队还是第一次。

据官方统计,仅尼玛县自砂金矿开采以来,已破坏天然优质草场47025亩,车辆碾压破坏的草场25500亩。崩纳藏布金矿自1995年开采以来,矿区内6142.5亩草地已全部被破坏,矿区周边草地因受碾压等影响,已严重退化。矿区下游下过乡二村的德纳、次嘎两处优良草场,因崩纳藏布金矿的开采,河水含沙量增大,泥沙沉积抬高了河床水位,改变了河水流向,漫流的泥水淹没和破坏了草场。更为突出的是,水污染问题普遍存在。由于开采过程中没有设置沉砂池处理采矿废水,含有大量泥沙的生产废水污染了下游水源,影响矿区下游的人畜用水。长期沉淀的泥沙覆盖了下游草场,造成下游草场面积逐步减少,出现沙化、退化现象。由于进入矿区的人员多,又缺乏管理,所有矿区均出现了垃圾遍地的状况。

据统计数据显示,西藏仅砂金采矿企业最多时就达到41个,开采的砂金矿山有65个之多。2003年7月23日,西藏自治区下发了《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自治区经贸委等三部门关于西藏自治区黄金生产秩序整顿工作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在西藏65家黄金矿山开采企业中,关闭取缔29家,允许继续开采6家,限期开采19家,需要继续整顿11家。

卢广一直在追问:“狂热淘金何时休?”他终于在2005年八九月份,看到一则官方消息称,从2006年1月1日开始,西藏在全区范围内禁采砂金;同时声明,如还有盗采砂金等违法、违规行为,将予以严厉打击,并关闭了全部非法金矿。“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后如释重负,这几年千辛万苦拍摄报道西部淘金终于有了回报;让人欣慰的是,狂热的藏地淘金时代终结了。”
















吸毒者

1995年卢广赴云南开始拍摄吸毒者, 吸毒者的圈子只有毒品淫乱与死亡,在瑞丽,吸毒人群是多数派,遍街都能看到在 " 扎针 " 的人。小旅馆里,更是住着无数吸毒者,交 100 块,就能住上一个月。 卢广听说接近吸毒者最好的办法是先与他们赌博,于是卢广故意输钱给他们嚷着要吸两口。 卢广发现最小的只有两岁,在一旁学着大人模样吸烟,他的父母在一旁吸毒,很多吸毒者大腿已经溃烂,还有很多都是瘦骨嶙峋的形象,分明是一个个行尸走肉。他们依靠卖淫挣来的钱来吸食毒品,常年如此反复,这些人为了省钱吸毒,往往一个屋要住上七八个人,人死了就晚上扔到山上丢掉,没人关心那是谁。上了毒瘾的人,六亲不认,管他朋友父母。这个地方缺少人性没有色彩,让人感觉呼吸困难,毒品的危害深深刺激了我们的大脑......













艾滋病村

2001年11月,一个患艾滋病的八岁小女孩被父亲背到北京求医。卢广因此了解到当时河南有很多因卖血而感染的艾滋病人。在当时的河南,艾滋病的产生并非由于吸毒或性传播,而是因为贫穷。一些农民都因过度贫穷而被迫卖血,而当地不法分子却利用他们的贫穷采血谋取暴利。当时社会上却很少报道。几天之后,卢广踏入了河南某艾滋病村。进村拍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村民对于患病绝口不提。终于,在一个父母双亡的艾滋孤儿带领下,卢广走进了第一个艾滋病村。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卢广一共去过这些村落30多次,用相机留下这些震撼人心的镜头。

病人们全身溃烂的皮肤,空气中因长时间没有洗浴而产生的恶臭,都在卢广的镜头下以近乎残酷的影像呈现着。

  看多了艾滋病病人的悲惨生活,卢广逐渐将自己的目光聚焦到当地的艾滋病孤儿身上:“我之所以连续三年追踪拍摄河南等地的艾滋病孤儿,是因为和病人相比,这些孩子还是有希望的。也许生活的苦难让他们过早地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重担,但他们是有希望的。”此后卢广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走访了100多个艾滋病村,拍摄了几万张照片。
















山水安魂曲

从2005年起,卢广拍摄《中国的污染》专题系列足迹遍及全国,用镜头记录下工业污染对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的危害。

卢广在过去十多年中一直用镜头记录着中国的污染变迁。他的摄影作品既有艺术之美又有现实之痛,揭示了环境污染对中国百姓的黑色影响。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图片记录了中国高速发展的背后对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的损害。

卢广在接受中外对话的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很多问题,不是说你看到就能拍出真相。我的摄影不是单纯的摄影,更多是做调查。调查所花的时间最长。你要静下心来,慢慢去做一些很细致的调查,就会了解到很多东西,你要去走一个一个村子,了解十个、二十个或者更多的群众,才能接近更真实的东西、更深层的真实。“

2009年其凭借《中国的污染》专题项目获得了第30届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实基金摄影奖。同是也是获得该奖的第一个内地摄影师。

“山水安魂曲”是其在比及画廊举办的个展主题,汇集了期间的创作。卢广的作品把中国环境污染的现实状况,以及人类由此遭受的生命威胁赤裸裸的展现。策展人尚陆曾说,在这样的环境破坏下,“山水已经死了”,而卢广用影像谱写了这支安魂曲,为了见证,更为了希望。




















































血木系列

位于非洲中部的刚果(金)是世界上最动荡不安的国家之一。一群中国商人在这个被内战和瘟疫困扰的国家从事血檀贸易,以满足中国国内红木家具市场旺盛的需求,却给这种当地独有的红木带来了濒临灭绝的威胁。



























关于卢广作品评论


增长的代价


中国的变化太快了,在繁荣的背后,不难发现一种忧虑,而卢广将这种忧虑变成了照片。

11月初,冷空气南下,日夜刮风,芦苇和盐蒿纷纷向海水方向倒去。早上十点多钟,卢广脱掉鞋子,趟过齐腰深的芦草棵子,追着退潮的水线,往海里走了将近20米,什么都没有发现。往回走的时候,滩涂上的淤泥越陷越深,终于没过他的膝盖,把卷到大腿上的裤子弄脏了。

这天最低气温不到十度,49岁的卢广坐在港口边的渔船上,渔民打了水让他冲洗一下腿上的污泥。水是储存在船头的水箱里的,冰冰凉,他微微打哆嗦。但是三个小时之后,他又一次趟过同一片滩涂上稀软的污泥,沿着上午的足迹,蹒跚着朝记忆中的方向走了几十米。那时候海水的水位退到了最低,烂泥之中露出直径1米的金属管道的管口,不停地往海里排出蓝色的污水。

卢广开始拍照。

五年来,卢广就这样到过中国许多地方,拍摄到大量工业污染的画面。每一张画面都触目惊心。从遍布全国的村庄和城镇里,伸出无数管道,通过这些管道,没有经过处理的工业废水排放到任何可能的水面:排水沟、池塘、河流和大海。工业废水因为其成分不同,涌出白色、黄色、灰色、黑色、红色甚至蓝色的泡沫,烟囱里冒出的滚滚烟尘也一样色彩缤纷。如果不是刺鼻的气味提醒着其中的毒害,人们也许会为它们的色彩所倾倒——但实际上,这只是个色彩美丽的噩梦。生活用水和土地被污染,烟尘降落,在污染区工作和生活的人们头上同样染上了各种颜色的灰尘,他们开始生病:尘肺、癌症和畸形儿最常见。疾病摧残了人们的身体,让他们丧失劳动能力,他们的家庭不可避免地陷入贫困和绝望。并非没有过抗争——从上访、邀请媒体曝光、诉诸司法乃至暴力,都时有发生,但总的来说并不多见。少数几次抗争的结果,如果不是每一次都是悲惨的话,至少大多数时候是让人绝望的。本地居民就这样失去了继续抗争的勇气和希望。年轻人开始离开被污染的故乡,留下老人和孩子继续生活在呛鼻的气味、烟尘、废水和恐惧之中。

如果要为这些风格直白的照片赋予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可以相当鲜明地概括为“增长的代价”。

它们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故事的情节从工厂的兴建开始,接下来是污染和GDP同时增长,最后的结局是空气、土地和水面都不再适合人类生活。这个故事的完整性还在于,同样的情节几乎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在上演。卢广最新发表的一组照片中,出现了将近十个省份,从内蒙、青海到陕西、山西、河南,再到山东、江苏、安徽,一直到云南。每个地方都在重复同样的故事。

但故事的悲惨结局没有给后来人敲响警钟。江苏滨海县头罾村被化工园区所包围,这里弥漫着酸臭的气味,到了晚上,随着工厂排放废水,气味更加严重,村民只能关上所有门窗。

即使从来没有看过卢广在“癌症村”里拍摄的照片,人们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2009年5月5日,四个村民悄悄从头罾出发,潜入一河之隔的响水县,从那里乘上了去北京的长途汽车,准备向国家环保总局反映头罾的污染情况。第二天一早,他们到达了北京,但是没能按计划到达国家环保总局信访办。滨海县派去截访的人员连夜飞往北京,早早就等在长途车站,直接把他们带走了。一天后,他们被送回滨海县,接着在县看守所里被关了48小时到一星期不等,理由是违反政策,越级上访。离开看守所之前,他们都按照要求写了保证书,保证不再上访。

这不是头罾村民第一次上访,当然也不是第一次被截访。每一次上访和被截,都加深了村民的挫败感和恐惧心理。

这个大约有3000人的村庄原有5000亩土地,从2002年开始陆续被园区所征用。化工厂陆续进驻,目前已经达到100多家,工厂一家连着一家,从村旁绵延到海边,铺开数公里远,其中还有许多平地刚刚做好围墙,等待新的工厂进驻。整个化工园区的远期目标是扩张到50平方公里。一副巨大的广告牌矗立在路边,上面画着整个园区的蓝图——在江苏沿海的每个县里,都能看到一张或者更多这样的蓝图——化工厂将铺满12公里内河岸线和4公里长的海岸线,直到与滨海港连成一片。到那时,头罾村或许已经不再存在。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整个头罾村将搬迁到别的地方。但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头罾将继续深陷在化工厂的包围当中。

即使是在早晨七点,驱车在化工园区里转一圈,也能够感受到那些纵横交错的管道和高耸的烟囱背后所追逐的东西。到处可见热电厂输出热水的粗大的管道,管道上不断冒出白色的蒸汽。河边的码头上堆放着小山一样的硫磺,一路之隔就是制造硫酸的工厂,卡车来回穿梭,把硫磺从河边运到工厂。这条河也是头罾的自来水水源。

江苏的化工园区占地广阔,沿着黄海的海岸线一字排开,从连云港延伸到江苏最南部的海滨城市南通。这些化工厂不仅为当地政府贡献了GDP,也中国经济成功“保八”做出了贡献,显然——按照实施之中的规划——还要为下一个十年的增长出力。这里看不到经济衰退的阴云,相反,大量的村庄正在拆迁,为急速扩张中的工厂腾出土地。

但通过卢广的照片,这一切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加以评估。在连云港的堆沟工业园区一个正在拆迁的村庄里,医务室的村医证实了当地的传言,在征兵体检中,当地的年轻人普遍存在肝肿大症状。同样的故事曾经在淮河上游支流洪河发生过。卢广在洪河拍的照片是一种不祥的预见:如果污染治理得不到改善,今天洪河边的“癌症村”,可能就是10年后沿海化工产业园区内居民的命运。

当卢广沿着中国的海岸线南下的时候,他毫不费力地发现,黄海已经成了中国化工污染的重灾区。

多次往返之后,他对那些海边村镇里的道路比当地的司机还要熟悉。他一边指挥司机左转右转,一边介绍排污管道的位置、口径和伪装,污水处理厂在什么方位,是否正常运作,河里的水闸几点钟开闸排污,哪些工厂发生过爆炸——如同一位精通本职业务的环保局长。

三天里他跑了五个县市,不下十条河流和港口,以及分布其中的化工园区。多数地方的情形大同小异。从刺激的气味、糟糕的河水、通往海洋的排污管道和当地居民的控诉来看,化工厂的污染不仅危及水体、空气和土地,也危及人的健康和日常生活。

江苏有954公里的海岸线,无数大小河流从内地流往黄海,三个滨海的地区:连云港、盐城和南通下辖的临海14个县,无不以化工业作为发展经济的优先选项。

新近的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连云港市有规模以上化工企业202家,销售收入151亿元。当地政府希望到2012年,这两个数字能够分别提高到500家和500亿元。要达到这个目标,化工产业必须保持33%左右的年增长率。而位于江苏南端的南通现有化工产业的规模是连云港的4倍以上。在2012年之前,地方政府希望能够保持年均13%以上的增长率。

2009年,国务院通过了《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这份国家级的规划文件重申这一地区的发展重点为化工业和港口。

连云港是欧亚大陆桥的东端,有铁路通往中亚和欧洲,南通和上海毗邻,是传统的工业区,在江苏临海的地区中,只有盐城是传统的农业地区,但也在急切地追逐工业、尤其是化工业的增长速度。2009年的2月,一家化工厂违规排放废水导致盐城市的自来水水源被污染,政府不得不停止对20万人的供应自来水。这一事件影响巨大,也引发了当地化工产业的整顿,但并没有动摇地方官员发展化工业的决心。

不管现在的评价如何,江苏南部的工业化正是从高污染的化工业起步的。这一工业化模式是后发地区的榜样。在盐城的自来水污染事件之后,现任盐城市长李强接受采访时评价说,人们没有必要闻化工就变色。这位年轻的市长眼里,化工业投资周期短,见效快,因此,“毫无疑问,苏北经济发展也是化工起步的。”

苏南的化工厂在太湖流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并且因为每年爆发“蓝藻”引起供水危机而世界闻名。尽管投入了数以百亿的治理经费,西太湖的水质仍然没有起色。2007年,在一次严重的供水危机之后,中央政府提出了严厉的指责,在随之而来的整治当中,许多化工厂被关闭或者迁往外地——苏北是一个主要的转移地点。

连云港和盐城地区兴建化工业园区的时间表和苏南治理污染的时间表密不可分。直到现在,承接苏南的产业转移仍然是苏北招商的首要目标。

太湖边的化工厂搬到黄海边之后,有机会扩大规模,因为这里的土地和人力更加便宜,税收更加优惠,当然,排污成本也更低。

地方政府公布的招商条件中并没有忽略这一点。和滨海县头罾村一河之隔的响水县陈家港镇化学工业园区的招商公告上特别点明:这个园区“北枕‘苏北黄浦江’——灌河,灌河潮汐落差大,河面平均宽度在1500米,自净能力强,环境容量大。”

连云港化工产业园区的简介相差不多:“东临黄海,南靠‘苏北黄浦江’——灌河,北依省级排污通道——新沂河……是化工产业集聚发展的首选之地。”

实际上,“苏北的黄浦江”已经被严重污染。2007年的数据显示,灌河河口水质为劣四类,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极差。历史上农历三月以后,成群结队的虎头鲸常常从黄海游入灌河,在这里觅食交配。2002年之后,灌河口的鱼类急剧减少,虎头鲸变得非常罕见。它们最后一次出现在灌河上还是2005年的事。

新沂河的污染更让人侧目。10月底,国家环保总局等八部委组织的海洋环境检查中,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警告说,“部分企业偷排或不正常运行治污设施,导致新沂河流域部分河段污染严重”。

检查组认为“江苏省个别地区存在环境保护工作相对滞后,监管能力不足,监督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其中包括“沿海化工园区较多,存在较大环境污染风险”。

江苏省政府印发的临海产业总体规划证实,沿黄海海岸线,21条主要河流和港口都存在尾水排放口,这还不包括“原连云港碱厂、田湾核电站和双灯集团等企业直排口附近海域”。

由于海洋受到污染,在黄海上从事近海捕捞的渔民开始弃船上岸。从2002年开始,灌河和新沂河一带的渔民在近海的收获越来越少,他们不得不购置了更大的渔船,以便到深海作业,或者离开传统的渔场,南下到其他地方捕鱼;那些无力购置大船的渔民最终放弃了水上生活,其中一些人成了化工厂的工人。他们向卢广倾诉说,尽管当地政府给予一定补贴,但这些钱很难支付从头开始定居生活的开支。

黄海并不是全部。中国的海岸线上,大型化工项目正在一个接一个地拔地而起。投资额巨大的石油化工是各地政府争夺的目标,但即便是超大型的化工项目,也存在环境评估和设计缺陷。原计划落户厦门的年产80万吨的PX项目得到国家发改委的支持,最后因为环评缺陷遭到当地市民的强烈抵制,不得不迁址另建。此后,大型的化工项目不断引起安全和环境方面的争议。原计划在广州市南沙落地的中国-科威特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也未能通过环境评估,不得不迁址湛江东海岛。

针对环境评估的抗议主要是针对石化项目威胁了城市居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在中国,海洋环境保护还没有引起公众的足够重视。

“我们首先要自己活命,”头罾村的一位村民说,“海洋污染不污染已经顾不上了。”

卢广拍到的许多照片是化工企业违规排放的铁证。这些证据现在束之高阁,既没有被用于行政或者司法程序,也没有成为当地村民抗争的武器,但还是不可避免地给他带来了两种不同的后果。

后果之一是他得到了当地居民的信任。在他的采访日程里有一长串人名和手机号码,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当地人际网络。

如果没有这个看不见的网络为他提供消息和其他帮助,他很难工作下去。不断有人往他的手机上打电话,告诉他潮水的水位、排污管口是否露出了水面一类的信息。这些信息是至关重要的。为了避免被人发现,他很少待在同一个地方超过二十分钟,因此合适的时机一旦出现,就必须立刻赶过去拍照片,然后快速离开。

这样做是出于一种不得已的原因。他尽量低调,习惯于栖身在小旅馆里,在人最多的小饭馆里吃饭,包车的时候也要挑那种不起眼的小面包车。这样做能够省点钱——他没有单位,自己必须承担全部摄影的开销,也能为他的工作提供掩护;他的长相普通,身材矮而粗壮,头发蓬乱,看上去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中年人,非常有利于他融入人群。但这一切都不足以骗过那些警惕的眼神。他至少有三次被拦住,接着被送到公安局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幸好没有受什么皮肉之苦——他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也的确有这样的风险。

提供消息的人面临的风险比卢广更大,他必须保护他们。但完全不暴露是不可能的。11月3日,在滨海县的头罾村,卢广约定的采访还没有开始,就不断有人在房门外转悠,他的采访对象只好起身哀求对方千万不要说出去。30分钟之后,卢广坐上车准备离开的时候,有人拦住了他的去路,一个衣冠整齐的工作人员模样的人隔着车窗对他说,听说你要了解一些情况,我们可以给你介绍。卢广只能催促司机马上离开。

司机往往会受到警告,尽管他们可以辩称自己压根不知道卢广是谁。离开滨海县后不久,送他离开的司机在电话中说,有人要求他提供卢广的行踪,他只能如实告诉了对方。

帮助卢广的当地人并不相信他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化工园区周围居民的要求集中在三个方面:控制污染或者动迁到其他地方,公开村级账务,解决失地农民和上岸渔民的生活保障问题。卢广不能也从来没有给他们任何承诺。事实上,在那些反复抗争、反复挫败的地方,人们觉得现状已经不可能改变。但卢广在那些严重污染的河流旁边拍照的时候,一种模糊的愤怒就会油然而生。这种愤怒让他们不由自主地站到了这个来自外地的摄影师一边。

离开滨海县的第二天,卢广进入一河之隔的响水县燕尾港化工园区继续拍摄。下午三点钟左右,他得到消息,灌河边的滩涂上有一根排污管道正在排污。他下水拍了不到十五分钟,三拨人先后来到岸边观察他,询问他的身份和目的。他取下相机中的存储卡,藏在衣服里,光着脚悄悄地从盐蒿之中离开了海岸。和他同行的人被拦截在岸边。一位乘着别克君越车的中年男人——后来被证实是灌云县环保局副局长,他同时还兼任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的厂长——要求我们交出卢广,被拒绝之后,又开着车一路尾随我们的车辆。即将离开化工园区的时候,副局长的君越车突然冒险绕到我们前面,要求我们停车。

他变换了多种措辞,试图让我们相信,卢广是他失去联系许久的老朋友。他并不在乎这种措辞是否可笑。很显然,卢广是他唯一的目标。

被关注、被跟踪、被拦截、被“请客”——常常有当地政府的人找到北京,要求和卢广见面,请他吃饭,是这些年拍摄污染问题的另一个后果。毫无疑问,在卢广孤独的工作当中,蕴含着一种不可知的风险。

2009年,美国尤金·史密斯基金会将一项年度奖项颁给了卢广,表彰他在《中国的污染》这组照片中表现出来的人道精神和社会意识。

几年前,他曾经以一组有关艾滋病的照片得到过世界新闻摄影大赛(“荷赛”)的金奖,但今年的这个奖项有一点不同。尤金·史密斯是一位美国摄影师,在特立独行的一生中,一直试图用摄影作为工具来影响和改变政治。1970年代,他在日本拍摄环境污染和抗议运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组照片的拍摄过程是当代世界反对环境污染的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尤金·史密斯深深地卷入其中,遭到排污企业的报复,暴徒几乎差一点打瞎了他的一只眼睛。他去世以后,朋友为他成立了纪念基金,每年颁出一项“人道主义摄影奖”,以表彰努力抵抗“传媒界的流行趣味和利益冲动”的摄影师,以“发现并鼓励那些独立的声音”。卢广是第一个被授予此奖的中国内地摄影师。

卢广的文化程度不高,不善于表达,并且刻意地远离政治。但这些并没有减弱他的作品的现实感和批判价值。在十几年时间里,他走遍了中国,拍摄过像血吸虫病、艾滋病、环境污染、吸毒、SARS和战争后遗症这样尖锐的社会问题,还关注过青藏铁路和喜马拉雅山上的猎人的生活。并不是每一组作品都能得到认可,在孤独的、体制外的职业经历中,他的工作方式还引起过同行的争议,但这些并没有真正打击他的热情。

这个矮胖的中年男人身上有一种吸引人的气质,那是一种饱经世故的随和,但并不给人圆滑的感觉。这是特别的生活经历留在他身上的烙印。在作为一个印染师傅的后代和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尽管童年时代充满了饥饿和不幸,但卢广幸运地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他先是在一家印染厂当工人,业余时间到偏僻的乡村里去帮人照相。26岁那年,他的照片在省里得了奖,他当上了当地的政协委员。现在他仍然是永康市政协常委,尽管很少回去开会。他曾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老家还有他的广告公司;如果不是执意把做生意赚来的钱用于目前这样辛苦和危险的工作,他的生活会更安全、舒适和体面。

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年轻的时候他渴望出人头地,但现在已经学会了对名气保持平常心。如果说还有什么驱使他不停地拍照,只能说是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他在人们习以为常的地方发现了乐趣。

或许还有一种责任感。中国的变化太快了,在繁荣的背后,不难发现一种忧虑,而卢广将这种忧虑变成了照片。这也许是“成长的代价”,但是需要面对,并且有勇气去解决它们。

来源:中国数字时代

刊发:2011年3月14日


独立风景文献计划特别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