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关注《美国病理学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病理学发展趋势

病理之家 2019-05-12 10:52:04

来源:美国病理学史 王强译 沈士亮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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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Esmond R. Long


  正如本书后六章所看到的,美国病理学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按学科和病理学医师自己的财政支持至少可以分成三个时期。在上个世纪中叶,绝大多数情况下,对病理学家的科学研究没有特别的支持。病理学家基本上是执业医师或外科医生,只是对疾病发生机制有着超出常人的浓厚兴趣,他们将这种特殊的兴趣融入到病理学学科发展中,既与其学术职责和职位相称又和他们的实践又紧密相关。由于并没有太多的资金投入病理学研究,这些兼职病理学家都是用自己个人收入来资助研究工作。当然,在政府实验室就有所不同,研究人员基本上是全职的。


  不过,那时并未出现当今这种如果没有大量资金投入,研究就无法进行的情况,因为当时很多领域都是刚刚兴起,许多方面都不完善,他们手边还有大量需要相对较少资金投入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病理学在所述三个时期的第二个阶段获得了全面的发展,从医学的其它学科中分离,成立了全日制独立的病理教研室,虽然其学术报酬还不多,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够花更多时间用于研究。即使是有建树的学术型病理学家难免也要从事一些专业咨询工作,政府当局对这种行为也并不追究,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需要经费来补贴其相对微薄的薪水,但更多地是因为,他们掌握了非常重要的技能,只有他们才拥有这种专长,对大体病理和微观病理的解剖结构具有深刻理解,从而能够诊断疾病和阐释疾病的发生过程。


  在第三个时期,融合与交叉的主题贯穿整个过程,给予两类病理学家开展研究的补贴都日渐增长,一方面,学术型或研究所的全日制工作人员,其教学、研究和行政方面的职责稳步提升,另一方面,病理医师因学术与服务型病理学的利益不同而面临窘境。多数人会选择后者作为职业,作为医院临床病理学医师经常会得到丰厚的报酬。作为基础医学学科,病理学发展的这种双轨制现象,获得了很多历史悠久的医学院的教育工作者和病理学家的极大关注。他们敏感地察觉到,专业领域明显受到商业化的影响,日渐偏离科学理想,不仅丰厚资金支持对这些有潜质的研究人员有吸引力,还因为他们每天可以更近距离地了解医学临床,这同样是令人兴奋和愉悦的事情。在外行眼中可能会更为关注病理学临床的这一分支,但这并不影响病理学成为一门新兴的科学;研究临床病例问题的学生在一般的科学方面拥有宽广的知识的潜能,就像他们在从事繁重的医院临床病理诊断一样,如果让他们在学术机构中比较宽松的研究和教学环境工作,会取得同样伟大的成就 。这一学派的病理学家开始将病房而非教室视为教授病理学的最佳场所,并逐步提升医院病理医师的作用, 不仅教师,住院医师和学者 ,而且领导人在医院的研究实施过程中应承担最多的责任。他们认为医院的病理学家应对医院的优势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有义务在推动医学的系统研究时,同时顾及到病理学与临床问题的基本联系。


  本章结尾将对该“双轨制”体系进行更多阐述。但是,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随着近年来大量资金投入,学术研究和教学机构逐步得到加强,设施也有所改善。以前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对研究的少量投入很难在短期内取得成果。所有科学技术领域的进步增大研究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同时过去简单方法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了,仪器设备的利用成为必备要素。这些大量资金的投入,才使得前述两章中介绍的许多基本的研究梗概成为可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认识到如果能用特设方式使最优秀的人,用他们的想法去解决最重要的问题,同时又能提供足够的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才能,那么,技术研究的进步可能会取得加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医学科学以及改进战争方法领域进行了大量系统研究。研究科学与发展办公室以及海军研究办公室(其前身为海军研究与发明办公室)的医学研究委员会的成果,展示了大量资金投入和协力发展的强大力量。同时很明显定向性的研究并不会取代长期建立的自主性科研,过去的技术进步往往都来自这种自发的项目。因此,有必要对全国研究者所提出的有前景的项目,由国家和基金进行大规模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赞助或契约研究的概念。我们应该相信,它绝不是因为战争时期需要以及在战后时期出现机遇而产生的,它代表一种发展趋势。 1940年之后的事件只是加速了一段时间以来的趋势。从某种角度,这种趋势首先发端于国家研究理事会,通过大量资金对研究项目进行培育,这在全国的研究人员、政府机构与研究基金会之间形成了有效的纽带。


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

在国家研究理事会的推动之下,美国各学科领域的研究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家研究理事会是成立于1916年的国家科学院的一个分支机构,当时世界处于战争状态,其目的是在必要时促进和协调研究工作。国家研究理事会成员是由美国重要的科学协会代表组成。他们设立研究计划并由华盛顿的行政人员实施。在委员会成立最初以及之后许多年,病理学学科由美国病理学与细菌学家协会作为代表。后来出于类似目的也陆续成立了其他协会,也经常开展一些病理学领域的重要研究项目。


  在病理学领域,该委员会医学科学部开展的最富成效的项目之一,就是病理学注册机构将不同领域的病理学资料进行整合和维护,从而将其用于教学与研究,该项目开始是与陆军医学博物馆合作,后来改名为军队病理研究所[1]。目前众多注册机构中最早的是眼科病理学登记处[2]。它是在1921至1922年由陆军医学博物馆在美国眼科与耳鼻喉科学会的资助下成立的,当时由乔治·R·卡伦德任馆长。研究理事会、美国病理学与细菌学家协会在登记处的发展之初的兴趣是收集相关的信息,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开展活动,主要通过卡伦德,H. T. 卡斯勒和詹姆斯.尤因(James Ewing)的个人关系。 卡伦德在1920-1922年以及1924-1929年担任博物馆馆长。卡斯勒在这些年间担任协会秘书,并在1927-1928年担任国家研究理事会医学科学部主席。尤因是纽约纪念医院癌症研究主任,在病理学家与细菌学家协会以及美国癌症研究协会的事务中一直都很活跃。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这些学者和波士顿的F. B. 马洛里的努力,并且在美国病理学家与细菌学家协会的资助下,于1925年在陆军医学博物馆设立了淋巴肿瘤登记处。


  1931年,国家研究理事会医学科学部成立了美国病理学注册委员会,该委员会与陆军医学博物馆合作,推动了其他登记处的设立,并为其维持工作寻求资金支持。接替卡伦德担任博物馆馆长的J. E. 阿什(1884- )和P.E.麦克纳布(P. E. McNabb,1887-1934)与研究理事会都开展了密切的合作,他们二人分别在1929-1931年和1931-1933年担任馆长。卡斯勒是研究理事会所属原美国病理学注册委员会的主席,病理学注册委员会包括三个最早期登记处及其代表,分别是美国眼科与耳鼻喉科学会的H.S.克拉德尔(H. S. Cradle)、美国病理学与细菌学家协会以及癌症研究协会的詹姆斯.尤因、以及美国泌尿协会的H. L.克雷奇默尔(H. L. Kretschmer),其中美国泌尿协会1927年获得资助设立了膀胱肿瘤登记处。路德维希·赫克通自1924年以来担任了好几任研究理事会医学科学部主席,他一直积极投身这一事业。卡伦德是该委员会原秘书,负责执行委员会项目的实施。


  多年来,随着登记处数量的增加,委员会一直保持其作为咨询机构的地位,并最终承担了更大的责任。1945年,研究理事会的病理学委员会与登记处建立了紧密关联的合作关系,在二战中对每一军事医疗团队成员都积极地提供了有关病理学的咨询,当然与陆军医学博物馆的交流活动变得愈加紧密。委员会在改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将登记处的行政职能和陆军病理研究所的研究活动一定程度上加以分离,而每一部门都加入了更多文职病理学家。


  1946年,卡斯勒担任研究理事会下属美国病理学注册处委员会主席,开始积极推广注册处的各项活动。目前已经有14个独立的登记处,都是在博物馆连续几任馆长卡伦德、J.F.古帕尔(J. F. Coupal,1884-1935)、阿什、麦克纳布、J.F.古帕尔(V. H. Cornell,1890-1954)、H. R.吉尔摩(H. R. Gilmore,1897- )和R. O. 达特(R. O. Dart,1890 - )的努力下,根据建议并且多数都是在赞助团体的资金支持下成立的。阿什从部队退役后被任命为注册处的科研主任。注册处设在军事病理研究所,有关阿什的更多工作将在本章关于军事病理研究所的小节中加以介绍。


  与国家研究理事会医学科学部有关的病理学研究所最大的研究项目之一,是《肿瘤病理学图集》(Atlas of Tumor Pathology)系列丛书的准备工作。该项目由病理学委员会推进,与注册处的活动并不相关。作为注册处的科研主任,阿什向病理学委员会提出,陆军病理学研究所的设施不足以满足研究所工作人员时常出版图集和教学纲要的需要。1947年,在M. C. 温特尼茨发起下,病理学委员会提出了肿瘤病理学图集出版的问题,旨在将迅速增长的肿瘤信息加以整合利用。这种出版理念在当年早些时候举办的国际癌症研究国际大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到过。作为实施该建议的实际举措,成立了病理学委员会肿瘤学分会,由波士顿的希尔兹. 沃伦担任主席,国家癌症研究所的H. L. 斯图尔特担任秘书,此后负责委员会新书出版,发行了现在的关于单一肿瘤或同类肿瘤的分册,而汇集成为系列的《肿瘤病理学图集》 。指导委员会初期由沃伦、H.L.斯图尔特、巴尔杜因.吕凯(1889-1954)、 F. W. 斯图尔特 (1894- )、A. P. 斯托特(1885- )和M. C. 温特尼茨1885-1959)组成。在后来的几年,吕凯和斯托特连续担任委员会主席。这些分册由委员会选拔的专家撰写,在委员会的支持下得以出版,并由军事病理学研究所印刷和发行。除了军事病理学研究所,还有不少机构予以支持,包括美国癌症协会、安妮·富勒(Anna Fuller)基金会、简.考芬.蔡尔兹(Jane Coffin Childs)医学研究纪念基金会、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国家癌症研究所,以及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所有这些机构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癌症的研究。到1960年为止,大约出版了30分册,其中很多出版了不止一卷。该图集对美国国内外的病理学研究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其作用可与当时尤因的《肿瘤疾病》(Neoplastic Deaseases)媲美。


  在肿瘤病理学更广领域范围内,肿瘤学分会也参与肿瘤病理学不同领域的其他建议和咨询活动,参与方式与其他委员会的方式差不多。在这方面,在出版除肿瘤外的很多病理学其他领域的文集和教学大纲时,上一级病理学委员会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军医机构推出了与委员会不一样的图集,例如,海军医学院于1954年出版了综合性的《彩色病理学图鉴》(Color Atlas of Pathology)。除了病理学注册处和《肿瘤病理学图集》的合作外,病理学委员会与军事病理研究所还建立了的其他合作关系。该委员会与联邦政府各单位,包括海军、空军、公共卫生服务和退伍军人管理局保持联系,并继续与美国医疗组织协商解决有关病理问题。二战期间,除了其他项目,它推动了对战争创伤、军事机构尸体解剖、实验室程序、斑疹伤寒问题、热带疾病、寄生虫以及血液疾病等问题的研究。

肿瘤委员会(Committee on Growth)

国家研究委员会医学部与美国癌症学会合作,通过另一项计划开展肿瘤广泛不同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对病理学做出了显著贡献。1945年,癌症学会研究负责人确信“依赖于化学、物理、生物学和其他科学的进步的癌症研究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阶段,如果对基础研究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持,就能取得巨大的根本性进步[3]。 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癌症学会留出相当大比例的收入用于研究,并与国家研究理事会达成协议资助一项加速发展计划。为了更多支持基础研究,而不仅仅是即刻具有实用价值的应用研究,研究理事会设立了肿瘤委员会。在首任主席C. P. 罗兹(1898-1959)的主持下,展开一项广泛的计划,对活体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中的基本现象开展研究,将其作为解决癌症问题的重要手段。该委员会由医学、外科、妇科学、病理学、放射学、物理学、生物化学和遗传学以及癌症领域研究的领军人物组成。在保证了大量资金的基础上,制定了补助金计划,以资助研究人员开展研究并为研究人员培训提供奖学金,研究人员数量大幅增加,从长远来看,癌症研究在质上和量上得到巨大促进。


  在实施该计划时成立了一系列研究小组,专门研究遗传学、细胞生物学、病毒、植物生长、生物化学各个阶段、临床研究中的各种问题,以及物理学、同位素研究和放射学中的问题。在过去的十年里,大量关于肿瘤生长的一般性问题、特别是对癌症发生问题的研究得到了加强,并培养了大量未来的研究人员。1956年,癌症协会实施了另一项多年的研究计划,在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指导下,使整个计划重新纳入自己的资助范围内。科学顾问委员会包括了研究理事会下属的肿瘤委员会以前的成员和不同研究领域的其他领军人物。对癌症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的深入研究仍然是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4]


  在涉及到研究理事会医学科学部与病理学有关的许多其他项目中,应特别提到部分与原子能委员会合作进行的与原子辐射的影响有关的项目。在与原子能委员会签订合同后,委员会的原子弹爆炸伤亡委员会开展了一项长期持续的、统计数据详尽对照完整的研究,即对二战期间日本遭原子弹轰炸的地区原子辐射之后影响进行了研究。通过这些研究调查,发现了辐射引起的遗传性损伤、刺激肿瘤生长和晶状体形成白内障等问题。


  多年来,研究理事会医学科学部一直维持着强大的学术奖励计划。这些计划对美国的医学研究和病理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医学科学部对如热带医学等特殊领域的培训和研究需求也进行了反复调研,推动并指引了学术机构在研究和教育方面的发展。


  国家科学院通过国家研究理事会若干分会也对辐射的生物学效应给予广泛关注。关于这一主题,在1956年和1960年的《摘要报告》中包含了大量关于不同类型和来源放射损伤的遗传和病理学影响的资料,提出了在面对近期日益增加的辐射危害时建立安全保障措施的基本标准。参与编写该报告的病理学委员会由希尔兹·沃伦担任总主席,并针对整个问题多个不同方面设立了专门小组。

军事病理学研究所

在前述章节(见第6章)中已对陆军医学博物馆在美国病理学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做了一些说明。该博物馆成立于1862年,始建于战争时期,二十世纪的每一场战争都加速了其发展。值得注意的是,除其他成就外,该机构在美国微观病理学发展领域起着先锋带头作用。在内战期间,用所收集的病理标本制作了数以千计的病理切片。前文已经提到过博物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作用。在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其研究范围拓展到更加广泛的领域。在馆长J. E.阿什及副馆长巴尔杜因.吕凯的领导下,博物馆工作人员广泛关注遍布全球的陆军部队在病理学服务的组织、人员配置、专业支持和必要指导等方面的经验。美国海军医疗与外科署为海军部队提供了类似的服务。陆军医学博物馆收集了大量的记录和标本,同时也为来自各军事机构的外科及尸检病理标本做最终检查以进行诊断。随着新问题的不断涌现,推动病理学研究在博物馆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二战及随后的朝鲜战争期间,与博物馆工作人员合作,对造成残疾和死亡的主要原因,包括创伤、休克、肝炎、呼吸道疾病、肺结核、热带疾病、辐射损伤、传染病和丛林斑疹伤寒、脑炎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病毒感染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5]。其中值得重视的研究包括吕凯对肝炎和肾病的研究,阿什和斯皮茨对热带疾病的研究,A. C.艾伦和斯皮茨对立克次氏体病的研究,N. B.弗里德曼(N. B. Freidman)和R. A. 穆尔对睾丸肿瘤的研究,弗里德曼对战壕足冻伤的研究,韦伯. 海麦克对热中风的研究,海伦C.怀尔德(Helenor C. Wilder)对眼部肿瘤的研究,A. J. 夫伦奇和威廉.多克(William Dock)对年轻士兵冠状动脉硬化的研究, R.P.卡斯特随着疟涤平的临床应用对再生障碍性贫血研究,以及A. A. 立博、希尔兹·沃伦和埃尔伯特.迪可斯对辐射损伤的研究。


  到战争结束时,最初设立的“博物馆”已经不能满足阿什和吕凯在研究和教学扩展方面的需要了, 于是成为一个非正式的研究所,并于1946年通过官方命令成为陆军病理研究所。在随后的行政重组和全国军事机构合并过程中,在陆军部指令下,其名称于1949年改为军事病理学研究所,直接由陆军军医处长领导,但其政策由陆军、海军和空军外科医生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制订[6]。军事研究所以前的主任准将R. O. 达特成为军事研究所所长,其中包括病理学系(设科研主任)、军事医学博物馆(其负责人仍然保留馆长的头衔),以及军队医学插图服务部(仍设主任)。机构中的主要单位是病理学系;它包括几个部门,普通病理学,由汉斯·斯美塔那负责,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病理区担任该部门的科研主任。其他分部(主任)有:牙科和口腔病理学(J. L. 伯尼尔)、兽医病理学(T. C. 琼斯)、神经病理学(W. 海麦克)、皮肤病理学(E. B. 海尔格)、整形外科病理学(L. C. 约翰逊)、眼科病理学(H. C. 怀尔德)、妇科病理学(H. G. 格雷迪)、内分泌与儿科病理学(G. H. 克林克)。阿什,如前所述是美国病理学登注册处的科研主任,R. A. 斯隆(R. A. Sloan)担任馆长,在军队医学博物馆他一直都积极负责管理方面的工作。


  在研究所所长和工作人员的努力下,这一时期开展了丰富的活动,在病理学的研究和教学领域,没有其他机构能够与之相提并论。联邦政府提供了财政支持,推进了一个大型项目,并不断增加支持力度。研究所所长办公室是专门负责研究计划和政策执行的部门,该项目由办公室下属的专业声望很高的科学咨询委员会持续推进。委员会成员包括A. M.布鲁斯(A. M. Brues)、H. T. 卡斯勒、J.W. 克勒汉(J. W. Kernohan)、C. N. H. 朗、巴尔杜因.吕凯、R. A. 穆尔、I. S. 雷文丁(I. S. Ravdin)、A. H. 瑞奇、L. W. 威德(L. W. Weed)以及S. B. 沃尔巴奇。吕凯担任主席,还聘请了很多常驻和客座顾问,他们除了在自己的学术机构之外,还经常性地到军事病理学研究所利用其设备进行项目研究。


  病理学系从一开始就开展许多的活动并稳步扩展,包括(1)审查军事机构病理材料和相关记录,(2)开展咨询和诊断服务,主要面向陆军机构、退伍军人管理局、其他联邦机构、国家研究理事会的原子弹伤亡委员会以及非军事行业的医学专业人员等,(3)军事医学领域重要的病理学和疾病研究,(4)通过研讨会、会议、文献报告会和日常工作进行普通和专科病理学培训,以及(5)准备不同用途的病理学教育材料。工作人员在邻近军事和平民社区兼职服务,如作为陆军和海军研究生院的教员,以及作为华盛顿非军事医学学校的成员,这为他们提供了更多机会和更多发展的空间。同时他们还与全国各地的医学院校合作,广泛开展研究和培训项目。


  在研究所最初成立之时,美国病理学注册处包含大约二十家相关单位,与国家研究理事会医学科学部门密切合作,在主要医学学科领域与来自非军事行业的病理学家开展积极合作并富有成效。由病理学系的资深病理学家负责管理注册处的不同单位。注册制度推动了科学界和医院医师把具有特殊价值的材料积极贡献出来,可供用于教学和研究使用。建立专科医师制度、为他们提供培训和研究机会,招揽专家顾问,在特殊的领域,特别是在面临困境的情况下,为研究所的非军事研究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与病理学系相似,注册处也有一大批知名病理学家担任顾问。


  该研究所博物馆继续收集和保存不同种类和医学相关样本和材料以供展览;包括预防医学、医疗设备以及病理学等,并依照博物馆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推行研究和培训计划。


  1951年该研究所一幢新大楼开工建设,这是按照研究的需要所设计的现代化的研究所,因而激发了研究所大家工作热情。奠基仪式由新任所长布里格. 埃尔伯特.迪可斯. 主持,向若干前辈致以敬意,包括美国病理学注册处的开创者G. R.卡伦德,推动了博物馆展品现代化的V. H. 康奈尔(促使病理学研究所转型的J. E. 阿什,将研究所服务领域扩展到所有军事部门的R. O. 达特, 以及以现任主席A. R. 瑞奇为代表的研究所的科学顾问委员会。


  多年来,研究所的各项工作稳步增长。美国高水平的病理学家都曾作为顾问、讲师、短期培训班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任职一段时间,短则几天,长则几个月。研究所的影响扩展到美国病理学的各个领域。科学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的 R. A. 穆尔,在一所大学的毕业演讲中都称其为“美国病理学的研究生院”。在事实上成为了美国全国病理研究的中心,为医学院校、科研机构和医学界提供帮助,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它促进了其他领域教育和研究项目的开展,引领新的研究方向。病理学各领域的登记数量不断增长、规模逐渐加大、质量也有很大的提升,通过其出版和发行的《肿瘤病理学图谱》,显著地促进了肿瘤相关科学的发展和进步。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与研究所的顾问合作,出版了许多有影响力的病理学专业教科书。


  1955年研究所入驻新大楼,任命欧内斯特 W.古德帕斯丘(1886-1960)为研究所的病理学系科研负责人。他长期担任范德堡大学病理学系的主任,是美国在病毒性疾病的发病机制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进一步加强了研究所的实力。美国海军医学和外科局局长W.M. 西里方特(W. M. Silliphant)接替迪可斯担任军事医学研究所主任,这是因为启动了医务军官在海军、空军和陆军范围内要进行轮转制度。古德帕斯丘担任主任期间,一些旧的部门得以拓展,也建立了新的部门,包括多学科相结合为代表的实验病理学部门。在不断扩张的进程中,研究所在法医病理学、毒理学以及航空病理学领域的研究和教学逐渐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客座顾问和常驻顾问的数量增加,研究领域也相应拓展。另外独具特色的是,在病理学委员会的指导下,为了推进软组织肿瘤的研究和诊断,由国家研究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和陆军研究所共同创建了国际文献检索中心(International Reference Center),这些工作使得研究所日渐向具有国际视野的方向迈进。


  1959年,空军上校弗兰克·M.汤森(Frank M. Townsend)因工作轮转被任命为研究所主任,在古德帕斯丘退休之后,罗伯特 E·斯托威尔(Robert E. Stowell,1914-)担任病理学系科研主任。

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公共卫生服务

前文提到卫生学实验室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工作人员,麦考伊,约翰,戴尔,莉莉,戈德伯格,阿姆斯特朗及其同事,对瘟疫、兔热病、鹦鹉热、斑疹伤寒以及其他立克次体病、营养不足以及病理学相关疾病开展研究工作。二战期间,病理学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还从事了大量急救时的即时处理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另外在黄热病、马脑炎、脊髓灰质炎、其他病毒性疾病、真菌感染、肝硬化、疟疾以及工业毒理学与免疫学问题开展了基础性研究。


  正如本章开头几页所指出的,近年来病理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源源不断的财政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青霉素的生产和提纯、抗疟药物的改进和投入使用,以及杀虫剂消灭害虫,这些成就不一而足,都证明向有能力的研究人员提供大量资金支持,可以大大加速研究工作的进展。二战结束后,在全国顶尖研究专家组成的不同医学领域“评审小组”成员的指导下,美国公共健康服务中心推行了“大规模、全国性、和平时期的医学以及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计划”[7]。由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公共卫生服务部下属的研究基金部门对此计划提供支持。1944年,这个基金部门通过法律确认,为多个顾问委员会推荐的研究项目提供资金保障。该部门从联邦基金向各机构提供研究援助,由研究人员提出具体项目的申请并由评审小组批准。并且还为研究人员培训提供经费。部门工作人员负责处理具体财政和行政事务,评审小组的文职顾问负责项目的优劣和研究人员能力的筛选。


  病理学研究所评审小组于1946年成立,由芝加哥P.R.坎农担任主席,国家健康研究所的R. D. 李莉担任执行秘书,成员包括来自不同学术机构以及陆军、海军和退伍军人管理局的病理学家。随后担任主席的有艾伦·莫里茨, R.E.斯托威尔,、肯内斯·布林克豪斯(Kenneth Brinkhous)以及, T. D.金尼。在李莉之后担任国家健康研究所执行秘书的有S. R.霍尔(S. R. Hall)、B.C.布伦斯特特(B. C. Brunstetter)、H. D.弗里德兰德(H. D. Friedlander)、E. P.奥夫特; (E. P. Offutt)、E. M.纳德尔(E. M. Nadel)以及D. T. 查克立(D. T. Chalkley)。


  在组成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几所研究所中,设立了合理的管理制度,根据研究院的研究基金资助部门所制定的规定,对具体申请提供支持要由评审小组作出决定。病理学评审小组认为有必要支持的项目,大多来自研究人员向国家卫生研究所提交的申请,主要涉及癌症、心脏病、关节炎以及代谢性疾病领域。近年来,病理学研究评审小组每年处理大约四百项申请,每年资助总额达到约一千万美元。


  评审小组工作的成果之一是建立了一系列培训委员会,由国家卫生研究所综合医学部管理。其中病理学培训委员会(由纽约的蒙蒂菲奥里(Montefiore) 医院的 H.M.齐默尔曼负责,L. E.李为执行秘书)是最近成立的委员会之一;在各个研究机构申请病理学培训基金时,完成大量审查工作。与之前相比,该委员会对比较病理学领域外的其它领域进行了更广泛的支持。


  该评审小组和培训委员会在美国病理学领域的影响很大,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支持具体项目以及培训有潜质的研究人员方面给予了大量的资助,而且还开设了会员论坛,这两个机构的成员都致力于解决病理学基本问题以及确定未来发展的需求。我们有理由相信,评审小组和培训委员会为美国专职从事病理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提供了稳定的保障,并密切关注其未来[8]


  除上所述,病理学研究评审小组在促进病理学发展方面也承担了一些其他职责。在B. C. 布伦斯特特担任执行秘书期间,艾伦·莫里茨,作为评审小组主席,推出了一项长期计划,以提高美国科学研究成果。为达成这一目标,1954年1月,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病理实验室主任 H. L. 斯图尔特主持下,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举办了美国病理学领军专家研讨会[9]。由于能够胜任的病理学家已供不应求,尤其是研究人员缺乏有潜质的后起之秀,与会专家在研讨会中对人才不足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讨论中提出了对未来科学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建议,其核心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专职人员和充分培训。并指出,培训应面向实验病理学,对基础医学科学,特别是生物化学和生理学要有广泛的了解,并重视比较病理学的重要性。


  这些建议在教学和研究机构中得到了热烈的响应。美国病理学会成立了跨学科委员会(1957),为了增加学生的研究潜能,鼓励在医学院教学中更广泛地利用实验研究方法。随后,通过国家研究理事会医学部,成立了国际性的病理学垮学科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伦敦。美国医学院校联合会则采纳了教学机构的方案,加强对教学方法的重视。其次,在 D. H. 斯普鲁特和R. A. 穆尔主持下组织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于1954年10月在印第安那弗伦奇利克举行会议,与来自全国具有领先水平的病理学教师代表一起,重点就病理学、免疫学、微生物学和遗传学的协同教学进行了深入详细的研讨[10]


  在随后若干年,病理学研究小组每年举办学术会议,议题涵盖了人体营养性疾病(T. D. 金尼,R. H. 小福利斯作为组织者)、细胞和组织的化学组成(J. F. A. 麦克马纳斯为主席)、关节炎和风湿比较病理学(莱昂.索科洛夫 Leon Sokoloff为主席),放射自显影(P. J. 非茨格拉尔德为主席)以及神经病理学(S. P. 希克斯为主席)等领域。还资助了一些小范围参与的会议,涉及诸如电子显微镜(E. P. 本蒂特和H. S. 贝内特为主席)、免疫病理学(F. J. 狄克逊为主席)以及无菌工艺(W. L.n牛顿为主席)等领域。1958年,由D. B. Hackel组织了一次畅想未来宏图发展的会议,主题是将实验纳入病理学本科教学,会议汇集了若干大学的病理学家,介绍了西方储备大学、堪萨斯大学、西北大学、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等大学的教学实验病理学课程,以及各种各样的适合课堂教学的具体类型实验[11]


  这样的会议提供了深入探讨交流经验的机会,这在病理学会传统的会议中是难以实现的。看起来他们已经设定了未来的蓝图,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类似的学术聚会对病理学的培训和研究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

在组成国家公共卫生服务研究院的几个研究所中,国家癌症研究所对病理学研究进展和人才培训发挥极为重要作用[12]。该研究所是根据国会法案于1937成立的。它的第一任主任(1938-43)卡尔. 沃特林曾表示,研究所的成立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对美国对癌症问题从悲观被动转向积极建设性态度。在历任所长R. R. 斯宾塞(1943-47)、 L. A.舍勒( L. A. Scheele,1947-1948)、J. R.海勒(J. R Heller,1948-60)和K. M.恩迪科特(K. M. Endicott1960-)领导下,研究所开展了一项覆盖面较广的癌症研究计划,另外,通过研究补助金以及对未来研究人员的教育进行大规模资助,促进其他机构的研究水平发展。该计划资助公共卫生服务部门的原有的两个项目,这两个研究项目的总部一个设在哈佛大学,由 J. W. 西雷斯凯斯基(J. W. Schereschewsky,1873-1940)负责,另一个设在药理学教研室,属于沃特林(Voegtlin)卫生实验室,而这就是国立卫生研究所的前身。


  癌症研究所政策由国家癌症咨询委员会负责制订,路德维希·赫克通在创立之初就担任执行理事长。原先的项目计划主要由癌症委员会的三个病理学家赫克通、詹姆斯·尤因和弗朗西斯.卡特.伍德处理。早期几个研究部门以非正式的方式在运作。1947年,哈里·伊格尔(1905 -)作为研究部门的第一位负责人,在他领导下建立了正式协作的基础,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都参与对癌症发病机制的研究。这些部门包括生物学的H.B. 安特文特 (H. B. Andervont)为主席)、生物化学的J. P. 格林斯坦、生物物理学的埃贡. 洛伦兹(Egon Lorenz)、化学疗法的M. J. 希尔 (M. J. Shear)、内分泌学的罗伊. 赫兹 (Roy Hertz)和病理学的H. L. 斯图尔特等。另外一个实验肿瘤学的实验室则是由位于旧金山研究所负责,由M. B. 西姆金 (M. B. Shimkin)任首席专家。在他们的领导下制订了全面的研究和培训计划,这正是研究所为人所称道之处。在后来的组织机构中,还设立了生物化学、生物学、外科学、综合医学、生理学、内分泌学、化学药理学、辐射和病理学、以及病理解剖学等分支机构或实验室,最后两个部门专门负责癌症诱导与发病机理研究,以及细胞学诊断、外科标本与尸检病理学检查。


  在其整个历史上,研究所与该领域的其他主要机构积极合作,特别是与美国癌症协会密切合作,该协会也主持了一个大型研究项目。C.C. 利特尔是该协会的常务理事,同时也是研究所第一届咨询委员会成员,他有效地促进这两个机构之间相互交流[13]


  研究所的研究课题一直非常关注于致癌剂和癌症的发生机理、癌症状态的生化和生理特性,以及放射和化学疗法治疗癌症的研究,具体详细内容可以通过专业的文献进行查阅[14]。开始,研究所就在几所美国学校和研究机构分配研究经费。从1937年底到二战结束,当时提出的研究项目规模还较小,由全国癌症咨询委员会进行评估。1946年,在战后研究得到迅猛发展,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设立了研究基金部,并附有独立的研究小组。在随后的运作过程中,申请基金的研究人员与日俱增,使得研究所考虑便设立了自己的研究基金分支机构来满足这一要求。在R. G. 米德的领导下,这一部门对研究项目、专业人员培训、培训基金直接提供支持,在推动癌症研究方面有深远的影响。


  研究所的出版物中有许多重要的专著和自办的杂志。出版的专著包括对最重要研究领域的回顾与分析,其中一个范例就是1945年出版的《小鼠乳腺肿瘤》(Mammary Tumors in Mice)的专著,探讨了激素、微生物以及遗传学等影响因素在癌症发生时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著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之后也出版了其他有影响力的专著。


  《国家癌症研究所期刊》(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创立于1940年,为研究所内部以及外部的研究人员提供研究论文发表的机会。创办初期,沃特林、斯宾塞、格林斯坦、海勒和伊格尔都积极参与编辑部工作和事务管理。随着1949年初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领域开拓,该杂志所承担的责任也更多了。在历任科学编辑中,罗斯 C 麦卡德尔(Ross C. MacCardle)推出了新的流程,之后的编辑还有W. E. 赫斯顿、M. B. 西姆金和H. B. 安特文特,在他们的努力下,使得该杂志扩大了规模、范围和影响。数年间不断发表了癌症发生、肿瘤病毒、肿瘤生物化学、辐射以及其他新兴重要领域的许多重磅文献[15]

其他大型癌症研究计划

癌症研究一直是病理学学科带头人所关注的重点,许多新建的组织为研究提供资金支持,一些大型研究单位主要关注癌症问题的系统研究和治疗方案。在癌症治疗方面不得不提到设在纽约的两家机构,即哥伦比亚大学的乔治克罗克癌症专项研究基金(后来克罗克癌症研究所),以及与纪念医院和康奈尔大学研究所有关的斯隆-凯特琳研究所,这两家机构在推进癌症研究方面都有特别重要的贡献。克罗克基金成立于1911,从基金成立之初就一直由病理学家弗朗西斯. 卡特. 伍德(1869-1951 )担任所长,直到他1940年退休。在其研究体系内,对癌症研究的许多前沿问题进行了探索。伍德本人一直都是推进对癌症全方位研究的领军人物。克罗克研究所一度还曾向《癌症研究杂志》提供支持。伍德的继任者是威廉 H. 维格罗母(1879-1953)是癌症实验研究人员,与伍德相似,在促进癌症研究和癌症控制方面涉猎广泛。


  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成立于1945年,位于癌症与相关疾病纪念中心,并作为该中心的研究型分支机构[16]。第一任主任C. P. 罗兹是病理学家、血液病专家,长期从事癌症研究。他在癌症研究所、美国国内乃至国际范围内推动了癌症研究水平的提高。近年来中心与研究所最为活跃的癌症病理研究人员是F.W. 斯图尔特,他于1936接替詹姆斯.尤因成为纪念医院的病理学家。斯图尔特对认识肿瘤病理学各个发展阶段做出了贡献。


  1960年,一个新的机构成立,命名为斯隆-凯特琳癌症纪念中心,并作为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部。此前担任国家癌症研究所主任的J. R. 海勒(1905 -)担任中心主任。原来在洛克菲勒学院的F.L.小霍斯福尔(F. L. Horsfall Jr.,1906-)担任斯隆-凯特林研究所所长,长期在纪念中心工作的C.C. 斯托克 (C. C. Stock,1910-)担任其科学主任,他也是肿瘤化疗研究的领军人物。

当前病理学发展的趋势

本章开篇介绍了当前美国病理学实践中的一些分支研究领域。近十几年来,研究领域不断扩展,这些支持都来自政府资助和私人慈善基金,资助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医学发展的早期。不可否认,美国病理研究的这种发展,不是纯粹的理想主义,部分来自于其他的动机,从国家安全的考量。近期医学研究的巨大增长是所有技术研究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如何,其结果是学术机构和类似的研究单位中开展的研究项目极速增长;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研究的持续开展需要更多资金投入、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多的技术援助,更多的时间精力,也需要更多的发表研究结果的平台[17]。目前的趋势在病理学本身的发展中也得到了体现,需要一个有影响力的委员会来提升该学科的研究能力。在该领域,研究一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独立发展之时,研究机构中各个部门都有天赋过人并且学有专长的领军人物来负责,如此才能够大力推进实施落实从而达成目标。 指导学生一直被认为是学术机构的主要任务,而大量增长的研究不可避免地造成时间冲突,进一步侵占了教学的时间[18]。在病理学早期发展的漫长过程中,教学与医疗所占用的时间就难以平衡。最近一段时期,医学研究也加入了时间的竞争行列。


  然而,我们处在一个能够对缺点进行深刻反思的社会环境中,学科教学仍旧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在美国医学院协会资助下,对教学机构加以重点关注,其中最为积极倡导就是从事医学研究、特别是病理学领域的学者,对与病理学研究抢夺时间的“竞争者”,也就是教学,尽了最大努力使其得以加强。


  总而言之,病理学作为一门主要的医学课程,这种竞争可能是当今病理学发展中最有益的一项要素。这些情况似曾相识,一方面是早期传统的病理解剖学与实验病理学,另一方面是医院服务的临床病理学,存在的矛盾显而易见。 虽然这个矛盾引起病理学两个分支的困境,但为了学科的发展的共同兴趣,它们努力相互协调,共同发展[19]。一个是建立在学术框架基础上的,其体系首要考虑是启发引导;而另一个则是在医院工作中,随着临床实践经验日积月累,知识不断提高。这两种途径,要获得进步都离不开坚持不懈的研究。临床型病理学家和学术型病理学家一样,都需要在教学方面不断提升,面向的对象则是所有医务人员和实习生,特别是医院的住院医师,他们已经是医院工作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医学院的病理学家是否需要通过集中管理来统领临床病理,或它们将继续以独立实验室的形式进行运转,这一点尚未形成定论,或者可能永远也给不出答案。一些较大规模的教学型医院在药学、外科学、妇科学和其他医学专业都设有许多专门的实验室,虽然与病理学系主要学术部门无关,而是由临床科室的临床病理学家管理,这些实验室实际上都是病理学的分支部门。


  但是眺望未来,还需要考虑具体情况,在不同的机构中可能需要采用不同的解决方案。病理学各分支最终的目标显然是相同的,使得现有知识得到最佳的利用,通过研究对知识加以丰富,并对即将加入的学生加以指导,使得他们将来能够担负同样的责任。


  回顾过去三分之一世纪各领域学科带头人的声明, 特别是临床病理学家们在他们的专业协会讨论上发表一系列精彩的主席演讲[20], 他们都特别强调重视教学和研究,并指出,对于承担繁杂的临床服务性工作就会妨碍病理学这一学科发展的说法,似乎不必为此过分担心。


  很明显,观点的分歧部分来自于一个不尽相同,但是影响更大、牵涉面广的问题,即应该以哪里进行医学包括病理学的讲授地点。随着大型医疗中心、医院的发展,曾经是病理独自管理的部门经过改革,已成为一个集中化的系统结构,不仅有自己的或外聘的病理学家,而且还从其他基础科学吸收骨干人才,包括很多生物化学家和生物物理学家、生理学家、解剖学家和遗传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化学家以及统计学家[21]。目前还不确定这种趋势将进展到何种程度,但很显然,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方面,病理学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调协同配合,不仅涉及临床医学和生物学基础理论,也包括物理、化学和数学等。这已成为研究、教学和临床服务的基本需要。


  有人说现代病理学是交叉并蓄的综合病理学[22]。今天这个领域的主要出版物都是由许多特殊专长的团队完成的,这种发展与学科形成时期出版物更为个性化的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通常也难以准确地划定某一出版物所在的领域。科学进步是一个整体,明智的做法是顺其自然而不是拔苗助长,这是有迹可循的,任何特定的学科逐步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都需要时间的积累。最近其负责人由大学任命也体现出这种趋势,一方面,在其他生物科学领域的专家开始担任病理系负责人,另一方面,以前的病理部门负责人也开始到生理学等其他部门任职,或者投身于更全面然而也是基础性的医学和生物学研究的科研机构。

注释

译者简介

  王强,中共党员,毕业于南华大学肿瘤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副主任医师。

  学术任职: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病理专业委员会第三届乳腺肿瘤病理学组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病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武汉市第五批中青年医学骨干人才

  工作经历:

  从事临床病理诊断工作多年,对常见病、多发病的病理诊断具有丰富经验,在甲状腺病理、乳腺病理及胃肠道病理亚专科方面具有一定研究。

  学术成就:

  发表本专业论文多篇,主编/主译或参编人民军医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等专著十余部。


  沈士亮博士、教授,康圣环球医学特检集团副总裁兼病理部主任,负责全国的免疫病理、分子病理、病理科研、新技术转移、研发和推广等。

  1982-1988年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学习,师从我国著名的病理学家武忠弼教授,获得病理学博士学位。 1989-1990, 1991-1993年分别在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和芝加哥的Loyola大学医学院病理系做博士后研究,获得美国医学电子显微镜技术专家证书,从事电子显微镜的病理诊断工作和研究;1993年底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基金,1993-2000年任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系研究科学家,主要从事体神经元损伤后再生的病理研究;2001年-2010年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病理学系任高级研究科学家,研究神经变性疾病-脑组织空泡变性的发病机理;2011年-2013年任美国哈佛大学Brigham Women’s医院内科病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哮喘的病理变化和发病机制;2013年3月起担任中国康圣环球医学特检集团病理部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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